本文為小說家賀淑芳於2018年07月01日，由北藝大博士班實驗室所主辦的“將臨的書寫-當代書寫與評論芻議”的講說，以“製陶”為其題，而副標題為謄打人所題。以下內容是根據直播視頻所謄錄，並且作了文字修飾，如有與小說家發有不符之處，乃聽打人的誤聽或錯打，敬請指正。

首先，我想謝謝凱麟。非常有幸，今天能夠參與這麽多作家、評論家，密度地、集中地談論文學（的場合），對我來說，簡直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經驗。

今天，一直聽到“逃離”這個字眼。我覺得，如潘怡帆剛剛所說的：我們寫，每一次的寫、每一次的一個刪除，其實是在接近你原先所逃離的那個東西。我寫小說，也是在逃離。在寫小說之外，若欲嘗試談論關於寫作的、寫小說的這段話語，也是在逃離寫小說本身內在所經歷的，以及真正遭遇的東西，這幾乎也像是不可談。這可能是因為，我沒有一個足夠的語彙再去從外面 — — 好像從一個窗戶那樣看過去，陳述它。也可能是因為其實是就是想迴避，想把它秘密化，然後釘死它，不可談。

有時候，我覺得，生活語言的習性（我不曉得用這在學術上的或者一個語彙上有沒有什麼問題）一如當它被使用的時候，像是納進一個空間，如構建一個房間、像一個抽屜，或者造一個器皿。但，總是有什麼是在外邊的，是沒有辦法納進來去敘說的。

我很喜歡張亦絢寫的。就是說，在嘗試把什麼東西具體化或者清楚說明的時候，其實就有什麼更加隱蔽的、看不到的，就不被理解和看見了。因此，我覺得寫小說，其實沒有比人際之間的言談，或者其他各式各樣的一個話語聲明來得更自由，甚至來得更透明。儘管在寫作的時候，那一段漫長且折疊的時間是希望達到一個很近側的一個效果。但是，它也是一個有限的結果。

寫作也是受到各種各樣的觀點所限制。與其說，小說作品像勇氣那樣盛裝、也裝載，不如說寫小說本身是穿越各種，或者經過各種各樣的限制來完成的。因為經由限制來完成的，結果也同時極度意識到這一個限制是怎麼跟人的存在，擁有更密切關係的一個書寫。所以，也才能夠以限制來翻越限制本身。文學並沒有不受到各種各樣不同的限制所侷限的特權，但也只有在文學裡才會有那個可能性 — — 把那個不融於、不利於人際之間相處的，以及攤開那些負面話題、負面書寫等等，發揮到一個極度精緻的地步，如此各種意義的翻轉也是可能的。

南希（Jean-Luc Nancy）所提及“共同體”（community）的概念，在今天我們看來，有很多見解其實並沒有很陌生。比如，他所談到的一個共同體裡面是有無數的異質性跟一個成員所構成的。在這些無數個的差異個體之間，交流好像必須翻越過一個意義的邊界或者起點。那個翻越發生了，所以交流才可能。如果沒有的話，交流根本就沒有發生，只是繼續重複那些先前（我們）耳熟能詳的各種慣常說法而已。

那我想書寫也是這樣。書寫既是在尋求及凸顯，那些差異或者各種抵抗的、各種更真誠地跟自己貼近的那些書寫慾望的差異，還有各種跟先前的意義、邊界、觀念、話語的一個差異。於是，翻越過一個話語的一個保護性的混別，並不在說我不贊同現狀的、現狀的某種政治正確，所以我就得翻越回到之前那個不被過度矯枉過正的那個正確安全的狀態。我以為書寫是它每一次的翻越都像滑行那樣，是要抵達另一處、另一個地方。創造必然就是在尋找一個不同的 — — 那個差異，又經歷過一個變革的，好像一種很辭行的一個滑行，去到一個不認識的地方。而那個被當成原則或者邊界一般的界線，則不斷在退衍，乃至於好像根本沒有一個固定意義的邊界。所以，書寫的一個創造性其實就暗隱著推動、分裂各種話語、觀點，還有那種讓人感覺到一個安全的、慣常的習性。

這說起來好像很複雜，可是我覺得說，正是因為它的複雜，所以（才凸顯出）小說不同於評論的一個地方。面對這樣複雜的東西，我反而要花時間，或者事實上自己有足夠的時間，找出一個簡單的形式，趨近那個很陌生、很複雜、很不了解的地帶。也就是說，通過一個簡單的、簡明的形式，我反而好像能夠了解了那個複雜的東西是什麼。那個複雜的東西，反而因為這樣的一個小說簡單的方式，我覺得被理解了，而且是不用在小說之外，又再去闡釋它、又再去翻譯它。如果再次闡釋或者翻譯它，這意味著那個小說為我換取了另外一個語言，就好像我又得到由語言所演繹得到的一個禮物。可是，它不同於小說本身所可以給我的，那是一個不同的東西。所以，小說家其實可以跟評論家是朋友。

我覺得，有時候寫作有一個從複雜到簡單這樣的運動，就像遊戲。比如說，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自己試過不太可靠的一個方法，不過我總是會一而再、再而再重複這一套東西。到底在我生活中有什麼樣的一個信念或者原則，在什麼樣的狀態之下，它會變得靠不住、被搖晃，或者面臨弔詭的一個拆解，再也行不通。這一個原則或者信念，我以為是對的。但是，在某些狀況之下，其實沒有什麼對的。那麼，我覺得這會讓我去了解某種人的一個切線。那我覺得這是一種反省，它是像朝內旋蓋這樣的一個蓋子、一個動作。如此的思路，才可能去持續在一個外界施加於我的某種侷限，誘發我去靠近內在跟認識的那個東西的侷限。所以，這到底是我怎麼樣沾染了那個施加或支配於我的權力的那個語言特質。

今天，聽見在座許多也談到“抵抗”，抵抗那個被評論，還是被一些話語、被論評所納入與劃掉。這是個很微妙的。因為當我要抵抗，同時又面對一個威脅：藉由我抵抗的那個對象，我就可能被感染而生病。原本我要抵抗的對象（那一個語言特質） — — 它的語言色彩，卻又讓自己變得跟它同樣的一個語言特質來講話。於是，就會有這樣的危機：如何閃避它，而更靠近一個本然純粹的、自己的語言。如剛剛陳雪講的，一直寫、一直堆，再推翻是為了要更靠近某個東西。這個過程是很耗時的，耗了一年寫了七萬字、五萬字，卻寫了好像一直沒寫到那個東西。在這樣一個反反覆覆的過程裡面，書寫其實是一個深具意的基建過程：我修改什麼東西、我為什麼要這樣子修改、然後我刪掉了什麼，同時那個修改、書寫過程中的種種變動，什麼東西挪掉了、什麼東西移出來了，這些都證明了我是在一個很直覺的意識上進行書寫，包括前書寫對記憶或者其他的。

最後因書寫換取而來的文本、作品，我認為應該把它看成是跟作者本身是有隔層的東西。它並不是黏合在一起的東西，因為它是有隔層距離，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去談：這個書寫者跟那個文本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是赤裸裸的關係嗎？還是一個像皮膚那樣的關係嗎？就像巴塔耶在談論的時候，它有這樣子的一個很好看的句子：書寫就像是一個赤裸裸的皮膚。胡淑雯提到，書寫就是“好像”。有時候，那個寫作、書寫是“好像”，但是結果不是。好像神經病，可是其實不是神經病。好像是皮膚，但畢竟也不是我的皮膚。好像赤裸裸，可是其實才不是。因為這樣一個有意義“哪裡放進修飾，哪裡把那個修飾去掉了”的過程，它就好像留下一個這樣子的空間，而這也才能顯得是一個由我創造的，但它又獨立於我之外的。它變成像是工匠跟他的作品的關係，有一個手作這樣子的關係。這結果卻又如楊凱麟提到的，工匠跟他的手作作品之間，有一個愛的關係。也就是說，其實我們人會自愛。可是，人對自己的自愛，沒辦法說“我”直接愛回我自己。我們總是透過一個中介或者媒介，去愛那個媒介，再愛回我自己。所以，這個書寫對我的吸引力就是它很辛苦，我也很疲憊了，但還是要繼續寫。唯有通過寫作、通過進行這個手作的過程，我才能愛回我自己 — — 我必須通過某物來愛。

那麼，小說過度地防備的是什麼呢？在處於一個安全的領域之下，唯有繼續書寫，那對於文學世界來 — — 一個現存了的文學所談論的範圍內，確定為對的東西 — — 只在文筆行走於那個被確定、可以被認可、被大眾接受，以及認可為文學應該要有的那個東西。雖然在各種當前的經典面前，到底書寫者還可以繼續書寫什麼？到頭來（我們）總是要面對“自己可以寫什麼”這樣的一個侷限，想辦法進行一種拉開、探索、冒險，然後又再回來 — — 一個這樣重重複複的過程，在裡面探索一個對自己來講有意義的東西，儘管意義變得是不可談的。

可是，我還是會繼續期待自己的書寫，或者在閱讀他人的書寫裡面，找到某種意義。這個意義不是一個能夠以寫作的議題來框限的。如果有一個顯著的議題，則有必要去探詢那個翻轉的角度，去溢出那個議題一個（可）預期的視角。我喜歡像張亦絢寫的。書寫的時候，其實要會忘記文學。這也意味著，同時忘記“什麼是藝術”的書寫，那麼就可能讓一個非藝術性的東西跟一個未知的可能性捲進來。單單是那個詞、一句“早安”而已，我就覺得它充滿著讓文學與非文學的方式去攘開那個無限的可能性。

我在寫作的時候，充分意識到，語言對我是一個怎麼樣的恩賜，同時又是一個怎麼樣的負擔。書寫的同時想要自由，可是又面對很多這個場域的資源或者現存的條件，而它是一個來自歷史上的延續。比如，在這冷戰所形塑的那個現代文學景象以來，現代性有許多促發的第一次翻車，並沒有真正一致的那個爆時時間。雖然張亦絢說她所寫的是給台灣文學，但是我覺得對於馬華文學而言，也未嘗不是適用的。從來沒有一個區域的文學，有一致的、均等的自由，而浮於歷史的權力機制的那個自由想像，其實是空洞的。這個局面對我仍然投射出一個限制與現實。可是，文學就是在認可或者所知道的這樣子現實的情況之下，繼續穿越、繼續以限制來翻越那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