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歷史與思潮」、「人物」、「翻譯」、「語文」和「文學」作輯，又第一輯「歷史與思潮」的內容最為厚重，佔了全書約莫五分之二的篇幅。在作者的〈後記〉中，他說，這是在研究上的前期作業——尋找屬於自己觀察位置，藉以追問：「我們與『馬來人思潮』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又如何從這關係中找到特屬於自己的問題意識？」。換句話說，從第二輯至第五輯的內容，即是作者試圖從四個不同的面向回應前述的自我提問。

書中的第一輯內容，大致為我們描繪了存在於馬來社會的不同思潮，分別來自中宗教教育的少壯派、英文教育的貴族（以江沙馬來學院未達標）、馬來教育的農村子弟（以蘇丹依德理斯師訓學院為代表）。在歷經不同時間點的思潮演變中，進一步討論現代化、去殖民、建構國族等當代議題，並以「如何告別族群政治」作爲整輯的結。同時，也開啟書後半部不同內容的討論，包括人物、翻譯、語文和文學。

在第二輯〈人物〉的內容中，最為華社所熟悉的楊貴誼先生自是重要的討論對象。作者如此評述，「在面對政治的壓力下，仍憑著自己對文化工作的信念一一熬過，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也體現了對於馬來亞國族想像的價值追求。另外，魯白野、陳妙華及他們所一起主編《馬來語月刊》也是參與國家推動國語政策的重要事蹟，奠定了華社整個國語教育方面的重要基礎。在上述人物的故事中，他們其中促成一項重要的工作即是翻譯，也是第三輯的內容。作者分別在不同篇章中討論，國語所形成文化資本壟斷，邊緣化了其他的語言文化。而其所隱含的政治性，不僅關乎如何族群間的語言實踐課題，還有涉及了翻譯工作，如何開展才符合我們的實際所需。

除此之外，作者以邊緣作為視角的論述，經常為讀者帶來是不一樣的邊際思考。例如，一般華社直接講馬來語等同於國語的思考，其實忽視了它在現代化過程中也遭受到傳統宗教、習俗的挑戰。甚至，馬來菁英還借鑒了華教運動來保衛文化權益。故此，作者認為，華教運動和國語文運動並不必然是相互牴觸的。而在文學方面，當論及國家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否定，是否為了打造一種單元文化？有沒有可能是「單語-多元文化」？而且，這只是馬華社會的困境嗎？印裔社會是否也是如此？如此的話，他們是否也會有所謂的「出走」派呢？

在閱讀《思想末羅遊》的時候，作者點出本地華裔青年整體的精神、思想與狀態，頗有警示之意。他指出，他們如同苦悶的馬來青年，亦無法在本地的華語出版品獲得滿足，轉而從中國、臺灣、香港，尋求精神糧食。然而，苦悶究竟是來自於知識理論上的匱乏，還是缺乏實踐理想的可能？或許，作者所書寫的這本華馬文史散論已作為答案自身，回答了這一道大哉問。而且，它也可以作為開始重新思考我群下意識中的他者，以及複數的我們又如何應當重新被理解。